明清易代之際，正是歐洲資產階級革命風起雲湧之時。一些普通的中國人因為某種機緣來到那裏，親身感受到了西方的文明，同時也傳播了中華文化。遺憾的是，中國的統治者仍然沉醉于天朝大國的歌舞昇平之中，渾渾噩噩，直至被歷史和社會所拋棄。

明末清初是中國歷史上的大動盪時期，一些西方傳教士在中國親歷了中國的改朝換代，義大利傳教士衛匡國就曾寫下了記載明亡清興的歷史著作《韃靼戰紀》，被認為是研究那段歷史的珍貴資料。與此同時，中國人在這一時期也首次來到了歐洲，1645年赴歐洲學習的鄭維信(西方人稱他為鄭瑪諾)是有確切史料文字記載以來的第一位赴歐中國人。除此之外從1645年到1722年，還有3位到過歐洲的中國人最為著名，他們就是南明“外交官”陳安德、歐洲各國的上賓沈福宗和路易十四的中國翻譯黃嘉略。

陳安德——南明派往歐洲的“外交官”

1649年，南明永曆皇帝在清軍向西南大舉進攻的情況下，決定派使節向羅馬教皇求援，西洋在華傳教士卜彌格被委派為全權特使。為了使歐洲更為直觀地瞭解南明朝廷，司禮太臨龐無壽特命年輕官員陳安德攜帶永曆阜帝的親筆信函與卜彌格同行，陳安德遂成為第一個赴歐洲的“中國外交官”。

歷盡千難萬險，他們於1652年12月來到了威尼斯。起先，威尼斯共和國總督法蘭西斯科·莫林拒絕接見“南明使臣”，他想在中國明清交戰雙方間保持中立。卜彌格設法求法國大使幫忙，終於得以見面，蔔彌格和陳安德就將信件遞交給了法蘭西斯科·莫林。然而，法國人的介入卻使羅馬教皇英諾森十世產生了反感，而新當選的耶穌會總長古斯維斯·尼克爾又認為接受“南明使臣”的要求將會危及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活動，這使得蔔彌格和陳安德在義大利一等就是3年。期間，羅馬教廷3次召開會議，商討如何應對“南明使臣”。

1655年12月，對蔔彌格和陳安德持消極態度的英諾森十世去世，新任教皇亞歷山大七世終於接見了蔔彌格和陳安德。亞歷山大七世雖然同情南明朝廷和永曆皇帝的艱難處境，但他提供不了實際幫助，只寫了封回信讓“南明使臣”帶回中同，在信中他祈禱南明能渡過難關。教皇的同信使卜彌格和陳安德在歐洲有了活動空間，他們來到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覲見葡萄牙國王約翰四世，約翰四世答應給予南明政府軍事援助。

1656年3月，蔔彌格和陳安德踏上了回程。當他們到印度果阿時，知道了南明永曆政權已岌岌可危。雖然約翰四世三令五申不得為難“南明使臣”，但葡萄牙殖民當局還是不允許他們前往澳門，葡萄牙殖民者此舉是為了確保與清政府的貿易不受影響。卜彌格和陳安德再度不顧葡萄牙殖民者的禁令，從陸路抵達暹羅(今泰國)首都大城府。在那裏，他們從海盜手裏雇用了一艘船前往現今的越南北部，此時已是1658年初。他們徘徊于中國邊境，卜彌格於1659年去世，陳安德將其安葬後獨自一人帶著幾封重要的外交信函返回雲南向永曆皇帝複命。

永曆皇帝最終沒有盼來歐洲的援助，1662年他被吳三桂俘獲並被處死，而中國第一位“外交官”陳安德1659年後在歷史上也不見了記錄，消失在了歷史長河之中。

17世紀80年代，一名中國旅行者轟動歐洲

300多年前的清朝初年，由於交通條件和其他諸多因素的限制，能到達歐洲的中國人寥寥無幾。然而，卻有這麼一位中國旅行者，他不僅周遊了歐洲列國，還受到了英、法兩國國王以及羅馬教皇等的親自接見，並被奉為上賓，轟動了整個歐洲。這個人就是沈福宗。

沈福宗出生于南京，早年曾隨傳教士學習過拉丁文。1681年，在華的比利時傳教士柏應理準備回歐洲述職時，沈福宗接受其邀請一同前往。1684年夏天，他們抵達了法國巴黎。當時巴黎是歐洲文化的中心，一時間沈福宗成了巴黎的焦點人物，法國人紛紛談論他的衣著打扮和言談舉止。中國人的到來很快就傳到了被稱為“太陽王”的法國國王路易十四耳裏。

9月，路易十四特地邀請沈福宗等人到凡爾賽宮做客。晚宴上，沈福宗表演了漢字書法。路易十四對漢字的深奧感慨頗深，不久巴黎即有報導稱“中文大約有八千多字，同一音有不同的聲調，而同一音又有數十種不同意思，需要學習三寸年才能熟練使用，由此可見中國人記憶力之強和想像力之豐富”。沈福宗還將孔子、康熙皇帝等人的畫像展示給了法國君臣，加深法國人對這些栩栩如生的中國著名人物的印象。為了表示對中國客人的敬意，路易十四命令打開新建成的凡爾賽宮花園中的所有噴泉，讓沈福宗盡情欣賞。

沈福宗在巴黎逗留一個多月後，便隨柏應理前往羅馬辦理教廷事務，教皇英諾森十一世親自接見了他們，並聽取了他們對在中國傳教的意見。沈福宗在羅馬生活了一年多，隨後又輾轉比利時，於1687年3月到達了英國。英國國王詹姆斯二世獲悉沈福宗抵英後，派著名畫家戈弗雷·奈勒爵士專程為沈福宗畫了一幅全身肖像畫。不久，詹姆斯二世把沈福宗召到了牛津行宮，希望他能在英國旅行期間幫助編撰牛津大學圖書館中文書籍目錄，沈福宗接受了這項任務。

在牛津大學圖書館，沈福宗認識了圖書館負責人、英國東方學家湯瑪斯·海德，他們兩人曾多次進行研討，沈福宗回答了海德諸多有關中國的學術問題。為了表示尊敬，沈福宗稱海德為“德老爺”，海德則呼沈福宗為“最尊敬的朋友”。現今保存于大英圖書館的沈福宗與海德之間來往書信和談話記錄顯示，海德曾告訴沈福宗，他想創建一種全歐洲都可以使用的漢字注音體系，沈福宗將中國的辭書《海篇》和《字彙》介紹於他，不僅如此，他們之間的交流連中國象棋和圍棋的下法以及兩種中國遊戲“升官圖”和“楊六四捍”的遊戲規則(這兩種遊戲在今天的中國已幾乎絕跡)也均有涉及。後來海德出版的一些著作，如《中國度量衡考》和《東方遊藝》，可謂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成果。

幾個月後，海德在覲見英國國王時，直言沈福宗在編撰牛津大學圖書館中文書籍目錄上出力甚多，並說自己從沈福宗身上學到了很多有關中國的知識。詹姆斯二世由此衷心喜歡上了這個懂禮節、有修養並且知識豐富的中國人，他多次邀請沈福宗到英國宮廷做客，給予他極高的禮遇。

1688年，沈福宗告別英國，開始了他的葡萄牙之行。對於葡萄牙這個國家，沈福宗並不陌生，在澳門他就見到過許多葡萄牙人，也聽過一些關於葡萄牙的事情。但到里斯本後，他終於明白了領土面積和人口還不及中國一個省的葡萄牙為何能割據中國澳門。此時的中國封建統治者對海權的漠視已使中國遠遠落後於世界潮流。

17世紀往返歐洲旅程中的風險和顛簸非現今時代所能想像，歐洲之行拓展了沈福宗的視野，但他為此也付出了生命的代價。1691年沈福宗在回國途經莫三比克附近時去世。第二年，將沈福宗帶至歐洲的柏應理在乘船途經印度果阿附近海域時遭遇風浪，在船傾斜過程中，柏應理被落下的重物擊中頭部身亡。

路易十四曾有個中國翻譯

法國國王路易十四人稱“太陽王”，他在位時間長達72年之久。一方面他實行君主專制統治，另一方面又大力擴展法國的影響，使巴黎成為歐洲的文化中心。然而，鮮為人知的是，他身邊竟還有一名來自中國的翻譯——黃嘉略。

根據法國文獻資料記載，路易十四的中國翻譯名為Arcade Hoang，黃嘉略是他的中文譯名。有學者考證，他中文原名應是黃日升，但由於長期以來學術論著中均稱其為黃嘉略，故而黃嘉略這個名字得到了國內外相關學者的一致認同。

1679年，黃嘉略出生在中國福建省興化府莆田縣的一個天主教家庭，自幼便受洗入教，學習拉丁文。但另一方面他也受到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1701年，黃嘉略在外遊歷時巧遇法國傳教士梁弘仁，梁弘仁正準備前往羅馬教廷就“中國禮儀之爭”表達在華傳教士的意見，他問黃嘉略是否願意作為其秘書一同前往歐洲時，黃嘉略欣然答應。1702年2月，梁弘仁和黃嘉略從廈門起航，經過8個月的海上顛簸後，到達了法國首都巴黎，隨即他倆便赴羅馬辦理教廷事務。

在羅馬，黃嘉略陪同梁弘仁就“中國禮儀之爭”進行多次辯論，歷時3年才完成任務。1706年，梁弘仁和黃嘉略返同巴黎，等待教廷公佈“中國禮儀之爭”的晟後裁決。法國王家學術總監讓·保羅·比尼昂獲悉黃嘉略滯留巴黎後，就設法將黃嘉略推薦給了路易十四，不久黃嘉略便被正式任命為法國國王的中文翻譯，負責為路易十四翻譯中文文件，並協助管理王家圖書館的中文書籍。為了使黃嘉略安心留在法國，比尼昂還特意給他安排了一門婚事。1713年4月，黃嘉略在巴黎和一法國女子雷尼埃成婚。

路易十四交給黃嘉略的主要任務是編寫《漢法辭典》和《漢語語法》，為了便於黃嘉略工作，比尼昂找來了東方學家埃狄納·傅爾蒙和著名學者尼古拉斯·弗雷萊同他合作。在他們的協助下，黃嘉略完成了《漢語語法》編撰工作。現保存于巴黎國立圖書館和巴黎天文臺圖書館的《漢語語法》，除了漢語口語語法外，還附有關於中國的各種知識，顯然這在當時具有很高的實用價值。而《漢法辭典》則由於黃嘉略的過早離世而未能全部完成，在巴黎國立圖書館東：療部的1140頁遺稿中，人們可以從中看到黃嘉略和弗雷萊等人合作的豐碩成果，書稿的每一部分都考慮到了歐洲讀者的實際需要。除了路易十四佈置的工作外，黃嘉略還準備將中國明代小說《玉嬌梨》翻譯成法文，但當他翻譯到第3章時，弗雷萊覺得《玉嬌梨》不大符合法國人的閱讀習慣，就建議黃嘉略停止了這部著作的翻譯，故而黃嘉略留給後人的法文版《玉嬌梨》只有3章。

傅爾蒙和弗雷萊在與黃嘉略的合作交流中，逐漸成長為馳名歐洲的漢學家。黃嘉略還與眾多法同學者進行了文化上的交流和探討，連18世紀法國著名的啟蒙思想家、被人稱為“中國通”的孟德斯鳩也曾多次上門拜訪他。從黃嘉略身上，年輕的需德斯鳩進一步產生了對中國文化的濃厚興趣。據研究，孟德斯鳩後來寫成的《波斯人信劄》一書的主人公郁斯貝克的原型就是黃嘉略。

路易十四的中文翻譯這個頭銜聽起來頗為顯赫，其實在18世紀初，法國國王並沒有很多中文檔要黃嘉略翻譯。除了編撰兩部書之外，路易十四也沒有給過黃嘉略多少工作，所以黃嘉略的薪水不高，可以說他是生活在貧困之中。1715年3月，黃嘉略的妻子雷尼埃產下一女嬰後於不久去世，黃嘉略獨自承擔起了撫養幼女的責任。他一度曾想回國，但獲悉中國康熙皇帝和羅馬教會關係緊張後，他不得不打消了這一念頭。

1716年，年僅37歲的黃嘉略在巴黎因病辭世，但他為中西方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貢獻永世難以磨滅。